毛泽东称不看完哪三部中国小说“就不算中国人”?

编辑:凯恩/2018-11-03 18:01

  文化大革命中,毛泽东诠释《水浒传》的后期思路渐次成型。1973年岁末,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:“《水浒》不反皇帝,专门反对贪官,后来接受了招安。”(陈晋《毛泽东之魂》修订本162页)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毛泽东也提到《水浒》“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”(芦荻《毛泽东评〈水浒传〉的前前后后》)。

  1917年中秋,湖南一师同学聚会,讨论救国之道。有人主张从政,有人提出从教,毛泽东认为,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,后者耗时太久。别人问他的办法,他径直回答:“学梁山泊好汉。”(斯特尔特·施拉姆《毛泽东》24页)

  然而,正如李锐指出:“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,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《水浒传》,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。”(《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》21页)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:“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,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、胡适《红楼梦》事件差可比拟。”但这次“态度更狂妄,政治目标更明显,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,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,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”。

  有西方研究者从《水浒传》对毛泽东的这些影响,推论他领导的革命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。是否如此,暂不深论。但在其革命生涯中,毛泽东将《水浒传》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,宋江在其心目中是“统帅得很好”的革命领袖,则毫无疑义。

  《水浒》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。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,搞修正主义,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,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,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,就去打方腊。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,投降。李逵、吴用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是好的,不愿意投降。(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13册,457页)

  毛泽东认为:“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。”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《水浒传》时的那段话:

  当年9月,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,江青大讲“评《水浒》要联系实际,宋江架空晁盖,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?我看是有的!”含沙射影指向周恩来与邓小平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有人根据毛在邓汇报时说江青“放屁!文不对题”,把评《水浒传》运动说成是受“四人帮”的利用。对照在姚文元报告上的明确批示,毛泽东不满江青的只是“文不对题”地帮倒忙,因为“那是学大寨,她搞批《水浒》。这个人不懂事”(《毛泽东传(1949-1976)》下册1751页),而决不是否认评《水浒传》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。

  这事(指文化大革命)拥护的人不多,反对的人不少。这两件事没有完,这笔“遗产”得交给下一代。怎么交?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,搞不好就得“血雨腥风”了。你们怎么办?只有天知道。(《毛泽东传(1949-1976)》1781-1782页)

  1944年,毛泽东看完新编平剧《逼上梁山》,“十分高兴”地驰函编导,表示祝贺,还“希望多编多演,蔚成风气,推向全国去”。用意很清楚,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,鼓动全国民众推翻旧秩序。潜台词也不言而喻。

  新政权建立后,在外交场合,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“逼上梁山”论。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:“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。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,是教小学的。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。”(董志新《毛泽东读〈水浒传〉》111页)类似“逼上梁山”的话头,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。毛泽东还以“逼上梁山”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:“共产是逼出来的,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。”(《毛泽东外交文选》225页)

  马幼垣认为,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,“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《水浒》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。但若政治挂帅,另怀目标,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。毛泽东把晁盖、宋江说成一正一邪,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,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,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。

  《水浒传》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,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。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,晁盖当着众兄弟,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:“贤弟保重,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,便叫他做梁山泊主。”《水浒论衡》评曰:“晁盖一声保重,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,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,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。晁盖已在弥留之际,哪容宋江、吴用等跟他辩,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。晁盖此举,全不以公为念,如果不是志在宋江,还会有什么别的意图可言。”

  1964年,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,毛泽东对斯特朗说:“在全世界范围内,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。现在,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,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。”(《毛泽东交往录》422页)

  结合这段话,就能明白,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“架空晁盖”上大做文章,有两层考虑。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,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,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;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,他最担忧的就是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”的结局。在他看来,晁盖即便归了神位,也应是梁山泊的“不祧之祖”。这才是毛泽东“架空晁盖”论的内心纠结。

  是否可以说,无论在国内斗争中,还是国际角逐中,当自知处于弱势时,《水浒传》对毛泽东来说,就是革命的教科书,他在其中读出的,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,宋江也是一百零八将的正面领袖。

  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《水浒》,目光如炬,心细如发。未经金圣叹腰斩的《水浒传》确有两个主题,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,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,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。马幼垣有一本《水浒论衡》(北京三联书店,2007年),其中《架空晁盖》篇认为,这条伏线“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,不易为读者察觉。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,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”。

  延安时期,毛泽东在抗大说:“《水浒》里面讲的梁山好汉,都是逼上梁山的。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。”(《忆董老》第2辑67页)重庆谈判期间,他回击陈立夫:“我们上山打游击,是国民党‘剿共’逼出来的。是逼上梁山。”(陈晋《毛泽东之魂》147页)为此,毛泽东由衷激赏:“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,敢于反抗的英雄。”(喜民《魂系中南海》92页)他还对薄一波说:“当时农民聚义,群雄割据,占据了好多山头,如清风山、桃花山、二龙山等,最后汇集到梁山泊,建立了一支武装,抵抗官军。这支队伍,来自各个山头,统帅得很好。”(《领袖元帅与战友》26页)

  毛泽东说过:“中国三部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,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,谁就不算中国人。”(陈晋《毛泽东与文艺传统》107页)就普及率而言,《水浒传》与《三国演义》也许要超过《红楼梦》——《红楼梦》毕竟有点贵族化与士人化——成为人民大众的社会历史教科书。相对而言,《水浒传》比《三国演义》更具平民化的特点。

  毛泽东 资料图

  总之,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,无论思想观念,还是路线政策,抑或方法策略,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,《水浒传》都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。例如,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:

  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,小学时代,他就“瞒着老师”,在课上耽读《水浒传》,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。李锐认为,《水浒传》对少年毛泽东的最大影响,就是“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”(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19页)。

 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,而先写高俅者,盖不写高俅,便写一百八人,则是乱自下生也;不写一百八人,先写高俅,则乱自上作也。乱自下生,不可训也,作者之所必避也;乱自上作,不可长也,作者之所深惧也。

  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“架空晁盖”上大做文章,有两层考凤凰娱乐(fh03.cc)虑。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,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,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;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,他最担忧的就是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”的结局。

  我对《水浒传》阅读与研究的主要观点,已写入2008年11月30日《上海书评》所刊拙文《〈水浒传〉的读法与说法》里。孙述宇尽管自称“路子稍多一些文学性”,基本仍属于历史学的方法。他所杂糅的文学性路数,无非试图再用小说为史料来证成其论点,反而缠夹进鸡与蛋循环论证的怪圈。他的结论是,《水浒传》作为一部“强盗书”是“曾经由强人讲给强人听的”,讲述者就在当年逼上梁山的“强盗”中。他花费大气力与大篇幅索隐梁山英雄报国与南宋民众抗金的关系,但其《导言》却不得不坦承:“并不足以确定水浒故事究竟是哪些强人所作,连南宋忠义人是否参预其事,也尚待忠义人心理为证。”作者还认为,小说中宋江内平群盗、外御夷狄、含冤而殁、封侯立庙,与南宋历史中岳飞的遭遇如出一辙,故而大胆推断,“宋江就是岳飞的投影”。但覆案其考索,仍缺乏说服力,终不免有牵强附会、捕风捉影之感。如其所说,《水浒传》“不是由一位作者在几年时间里完成的,它是不知多少作者在不知多少长久的岁月里合作出来的成果”,那么,在其成书的漫长过程中,投射进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民众抗金史实,似乎也是毋庸词费的。总之,孙书只是把余嘉锡、王利器与张政烺等首创性论点具体细化而已,在实质性考证上未见有突破性推进。

  芦荻先是强调,毛泽东这些评论“完全是对《水浒》这部小说讲的,没有别的意思”(1978年12月29日《光明日报》专访《在毛主席身边读书》);后又指出,毛泽东关注的是“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,还其本来面目,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”(《读讲诗文的芦荻》,载叶永烈《毛泽东的秘书们》)。不论怎么说,在毛泽东的解读里,《水浒传》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,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。

  本文摘自:人凤凰彩票(fh03.cc)民网,作者:虞云国,原题为:毛泽东晚年为何忧虑“文革”这一遗产被修正?

  1975年8月14日,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:

  当然,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,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:“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,有之,则从《水浒》始。”(《水浒人物论赞》)所以,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《水浒》运动,而抹杀其关于《水浒》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。

  自少年时代起,毛泽东就爱读《水浒传》,到老兴趣不减。他曾经指出:“《水浒》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。”(薄一波《领袖元帅与战友》26页)这句话也可视为他阅读《水浒传》的自我定位,终其一生,他确实始终是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的。

  

  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,我八十多了,人老总想后事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盖棺论定”,我虽未“盖棺”也快了,总可以定论吧!

  不义之财,聚义劫取,完全可以,很合情理。大碗吃酒,大块吃肉,酒肉哪里来?我们也搞过,叫打土豪,那叫消费物资,我们罚款,你得拿来。……过去打土豪,我们对付的是地主,那是完全正确的,跟宋江一样。(陈晋《毛泽东之魂》373页)

  毛泽东自许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”(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13册71页),他在号召“《水浒》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”时,就进而指出:“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。中央政府腐败,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。”(薄一波《领袖元帅与战友》26页)在鼓吹《水浒传》的革命精神上,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。

  在“架空晁盖”论上,马幼垣说毛泽东“本末倒置”,理由是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,“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,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,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?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”。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,在“理解的同情”上未达一间。

  1949年以后,在新政权建设中,毛泽东一如既往,从《水浒传》中借鉴思想、方法、知识与灵感,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、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,其例甚多,不必赘举。值得注意的是,毛泽东尽管已升格为大国领袖,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,远不能与美苏鼎足而三,他又把“逼上梁山”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。

  1965年,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,毛泽东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:“如果出了赫鲁晓夫,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。中国人好造反,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,跟宋江差不多。”(陈晋《毛泽东之魂》132页)其时,赫鲁晓夫已经下台,毛泽东这里所说“如果出了赫鲁晓夫”,表明他已在思考“身边赫鲁晓夫”的问题。这次谈话,尽管还袭用此前宋江造反的解读取径,却可视为毛泽东对《水浒传》总体解读开始转向。

  当天,姚文元闻风而动,在起草的《关于开展对〈水浒〉评论的报告》中称:“主席的批评揭露了《水浒》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,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”,这对“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、反对修正主义,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,都有重大的、深刻的意义。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。”毛泽东批示“同意”,表明正是他决策从“思想路线教育”高度,发动全民评《水浒》运动的。

  毛泽东所告诫的“中央政府腐败,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”,与金圣叹“乱自上作”与“乱自下生的论断,也堪称是隔代知音。

  他回顾自己“一生干了两件事”,一是创立新政权,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。越到弥留之际,后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,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“盖棺论定”。他说:

  当然,在对《水浒传》的各种解读中,“强盗书”之说不妨聊备一家之言,从而印证文学评论中那句高引用率的话:“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不过,似乎还可以翻用那句话:“一个人眼中未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。”即如毛泽东,在其前期与晚年,对《水浒传》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,就大相径庭,判若两人。

  就小说而言,毛泽东的评《水浒》运动,其锋芒所向,一是宋江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”,即架空晁盖,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;二是宋江“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”,即招安投降,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。

  新版电视剧《水浒传》正在热播,因写过《水浒传》名物的文史随笔(中华书局结集为《水浒乱弹》),在看电视剧同时,也读了孙述宇的《水浒传:怎样的强盗书》。

  实际上,鲁迅对《水浒传》的解读,也不是一维单向的。他对《水浒传》的文学性诠释,主要集中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;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著的解读,则散见于杂文中。即就后一层面言,鲁迅既有关于《水浒传》“不反对天子”、“终于是奴才”的批判(也就是评《水浒传》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),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“水浒气”的反思(时下颇有文章批评《水浒传》宣扬滥杀无辜、劫富自享、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,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),更有“《水浒传》里有革命精神”的赞许(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202页)。

  1939年,毛泽东发表了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》,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,推为“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”,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。若以规模论,方腊与宋初的王小波李顺以及稍后的钟相杨么,史学界称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,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。他之所以举宋江,恐怕还是受《水浒传》渲染有关,但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,也由钦定而无非议。

  实际上,毛泽东晚年心心念念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,他与升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:

  而在国际共运领域,毛泽东向苏共领导权叫板,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。他以《水浒传》作譬道:“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,他发动公开论战,就是揭开石板,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,天下大乱了。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,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。”(吴冷西《十年冷战》737页)

  核心提示:毛泽东说过:“中国三部小说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,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,谁就不算中国人。”